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副主任　　崔志强

　　2006年11月15日凌晨4时45分，天堂的大门缓缓打开，天籁声中，一位老人面带微笑步入天堂。

　　荣高棠，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中国高尔夫球运动的奠基人，以他清正淳厚的情操、史册永垂的功业、谦廉自重的品格、仁和博爱的襟怀、高山仰止的德望，永远活在每个人的心中，他的音容笑貌将会永远永远留在大家的记忆中。

　　蒙田说过：“生命的用途并不在长短，而在我们怎样利用它。许多人活的日子并不多，却活得很长久。”荣老以94岁高龄逝世，当属长寿，但是每个熟悉他的人仍然为他的离去扼腕叹息，慨叹他还是没能兑现“打球打到一百岁”的诺言，他为中国高尔夫球事业所做一切对于这项运动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毫无疑问，他是长寿也仍然活得长久的人。

　　左图：荣老2006年4月参加“长寿杯”中国名人高尔夫邀请赛。（摄影：golftime·毛弟）

　　初次见到荣老是在1990年亚运会上，当时我在河北体育学院担任体育管理学教师，因为在日本学习高尔夫球的经历，被调到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委员会工作，负责人员培训和竞赛管理工作，项目委员会设在京广中心后面的解放军总后勤部招待所，正在集训的国家队运动员在进入亚运村之前也住在这里。作为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主席，荣老非常关心这支队伍，经常来看望正在集训的运动员以及竞委会的工作人员。

　　荣老每次都是认真细致的了解队员们的训练情况，嘘寒问暖，询问肖成汉、郑文根、黄丽霞、林少茹等来自广东的运动员生活是否习惯，一方面告诫他们要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这是运动员的基本功之一，不管什么情况要能吃能睡，做到“吃得下、睡得香”，另一方面则交代招待所的负责同志，要在饮食安排上适当考虑南方的运动员，尽量照顾他们的饮食习惯，不要顿顿都是大鱼大肉，每餐都要安排一些适合他们口味的少盐少油的清淡菜肴，特别是青菜之类的。运动员们也都无拘无束，和荣老相谈甚欢。

　　在和项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座谈时，荣老总是提醒大家我们是第一次办亚运会，更是第一次办高水平的高尔夫球赛事，一定要注意学习，要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不明白的事情要虚心请教，不要不懂装懂。曾经是中国体育界最高统帅的荣老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和大家聊天的时候谈笑风生，和蔼可亲，而且思维敏捷，风趣幽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个月的亚运会工作结束后，我回到河北体育学院。在日本学习期间我积累了很多有关高尔夫球管理和技术方面的资料，回来后整理编写了《高尔夫球教程》和《高尔夫球规则与判例》两本书，准备联系出版社出版。因为当时还没有高尔夫球方面的专业书籍，出版社建议如果可能最好能请一位有影响的人士题写书名，当时我想请荣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是不知道荣老是否同意。1991年2月份我来北京出差的时候怀着试试看的心情通过体委办公厅的一位同志找到荣老，没想到荣老当即爽快地答应了，说马上就写，并把家里的电话告诉我，让我当天下午去家里取。

　　当天下午我到荣老家里，荣老把写好的字幅交给我，而且每幅字都写了两条，说由出版社根据情况选用。然后荣老详细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得知我曾经带队在日本学习了三年高尔夫球，现在在学校当教师，觉得在国外学习到的东西用不上很可惜，高尔夫球是个全新的运动项目，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从事管理工作，应当转到高尔夫球行业工作发挥自己的优势，当时我自己正在考虑继续出国深造或者去南方工作，还是想在高尔夫球行业里做事，于是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荣老。

2006年5月荣老出席《高尔夫》杂志举办的中国十佳球场评选颁奖活动（摄影：golftime·老高）

　　1991年5月份上海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开业，同时由台湾的衣复恩将军发起了两岸的“长江杯”高尔夫球邀请赛，上海市体委竞赛处谭建华处长邀我帮忙主持竞赛组织工作，再次在球场遇到荣老，荣老告诉我说已经通过河北省体委了解了我的情况，准备先借调我到国家体委工作，然后再考虑正式调入，让我尽快办理有关手续，抓紧时间到国家体委报到。我当时感到很惊讶，没有想到荣老会把我这个无名小辈的事情放在心上，并且一切安排妥当！

　　1991年7月5日，我到国家体委报到，借调到当时的训练竞赛二司其它球类处，协助高尔夫球项目工作，一年后正式调入北京，再一年后，担任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

　　荣老多次告诫我：“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渺小的，但是一旦你把平凡的自己和一项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你的人生从此会变得更有意义。”在从事高尔夫球一线管理工作的十几年间，我一直恪守荣老的教诲，不敢懈怠。

　　11月24日，告别荣老的那天正是感恩节，全国高尔夫球界的很多朋友都怀着景仰和感激为荣老送行，表达对这位高尔夫老人的崇高敬意。

　　荣老与高尔夫球运动的缘分始于霍英东先生。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霍英东先生陪同荣老访问洛杉矶，霍先生说他投资兴建的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即将开业，届时希望荣老出席开业仪式并开球，并邀请荣老下场打了他平生第一场高尔夫球，而这第一次就是荣老与高尔夫球运动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8月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开业，荣老欣然应霍英东先生的邀请为球场主持开球礼，打出了中国高尔夫球的第一杆。

　　1985年5月24日，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荣老担任协会第一任主席。

　　最初的高尔夫球赛事主要由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和深圳高尔夫俱乐部承办，由于高尔夫球项目在中国是新生事物，人们对项目知识了解很少，没有自己的管理人员，一般的全国性比赛由球场具体操办，而举办中国业余公开赛等较大型的赛事时都是从香港请人帮助组织，协会抽调一些人员参加工作也因为不了解项目插不上手。我到体委后荣老交代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会自己办比赛，不能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比赛由香港高尔夫球协会的人操办，这样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也有损我们自身的形象。

　　1991年底的中国业余女子公开赛和1992年初的“皇后杯”女子高尔夫球邀请赛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举行，荣老亲自在现场“督阵”，并指示把业余公开赛作为练兵，在“皇后杯”比赛上一定要做好组织工作，保证这项高水平赛事“组织得力、运作顺畅”。在组织业余公开赛的过程中，大家做好分工流程，周密策划，精心组织，发现问题及时弥补，基本保证了赛事的圆满成功。我向荣老汇报了组织工作情况后，荣老严肃地说：“第一次自己组织国际赛事能做成这样确实是不错了，大家确实也很辛苦，你有些翘尾巴也可以理解，毕竟是第一次嘛。但是基本圆满不是真正的圆满，没出大问题不等于没有问题，要在做好细节上再下功夫，任何疏忽和大意都可能酿成大问题，要认真再认真，仔细再仔细，做大事要如履薄冰，要有所畏惧，才能真正把事情办好。”当时正值雨季，连续十几天阴雨绵绵，太阳几乎没有露过面，荣老特别提醒我们要针对特殊的天气状况做好预案，避免忙中出错。在组织“皇后杯”比赛的时候，大家真正怀着“如履薄冰、心存畏惧”的心态做好每项工作，针对赛事组织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准备，唯恐在哪个细节上出现疏漏。在中山温泉球会所有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下，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各国的参赛队都十分满意。澳大利亚队的领队摩尔女士是女子高尔夫球协会的秘书长，有多年的竞赛组织工作经验，听说我们是第一次独立办赛后十分惊讶，向荣老表示祝贺。在颁奖酒会上，荣老特地来到工作人员席，给大家道辛苦。

　　张连伟最初是由珠海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培养起来的，由于珠海的高尔夫球环境不是很好，训练时间得不到保证，张连伟感到十分苦恼，希望能够换个球场工作，就向荣老反映了这个问题。荣老对张连伟的景况十分担心，觉得张连伟暂时离开珠海到条件较好、球员也比较集中的深圳高尔夫球俱乐部可能比较理想，于是亲自出面协调，请深圳高尔夫球俱乐部帮助解决，按照当时的体制，人员的工作调动要受到户口、工作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荣老又找到深圳市的有关领导请求帮助，张连伟很快就顺利调到深圳工作。右图：名将张连伟（摄影：golftime·阿沛）

　　张连伟的工作问题解决了，但他自己以及当时在深圳高尔夫俱乐部工作的程军、刘国杰、吴相兵等人的训练保障又出现了问题。

　　当时全国的大部分优秀运动员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山温泉和深圳高尔夫俱乐部两家球会。

　　由于担任中山温泉球会总经理的戴耀宗先生对运动员比较照顾，俱乐部的管理人员也大部分来自中山地区，和选手们基本上都是同乡，所以没有什么人对球员的工作和训练提出置疑，他们的生存状况相对比较稳定。

　　但在竞争压力较大的深圳球场，选手们就遇到了十分严峻的问题。

　　1988年从日本学习归国后，我奉河北省体委领导的指示把10名运动员全部安排到深圳高尔夫俱乐部工作，贾翠华、牛立荣、席润生和韩志山较早放弃了打球，从事管理工作，程军、刘国杰、吴相兵、刘晓军、王建中和孙鹏选择了练球，之后张连伟也离开了珠海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到深圳高尔夫俱乐部安家落户。

　　由于他们是业余身份，只能作为球场的员工从俱乐部领取薪金，而作为选手，他们需要较多的训练时间，与一般员工相比从事具体工作的时间和内容也都比较优越，参加国内外比赛又需要球场付出较多的费用，于是他们在球场里处于一种较为特殊的地位，导致俱乐部的其他员工心理不平衡，认为他们“干得少、花得多”，没有为球场做什么贡献却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而一些球场管理人员也认为“花钱养着一批不能创造价值的球员得不偿失”，要求俱乐部决策层打破这种不合理制度，真正体现“按劳分配”。

　　1990年北京亚运会后，程军和张连伟回到球场不久，球场开始进行管理制度改革，引进先进的管理机制，进行部门独立核算，各个部门人员、职责、收入等各项指标落实到位，年终根据各部门完成任务情况论功行赏。

　　因为运动员要练球、要参加比赛、要花钱，不能在固定的岗位坚持工作，所以没有人愿意接收这些球员到自己的部门工作。

　　左图：名将程军（摄影：golftime·阿沛）

　　打球就意味着得不到较好的待遇，不打球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选手放弃了打球，到各个部门担任管理人员，刘晓军到了前台，王建中到了球童部，孙鹏则离开球场到北京落脚。程军、张连伟、吴相兵和刘国杰还是没有部门接收，最后俱乐部把球场里的小卖店承包给他们，让他们在小卖店卖饮料和零食，按照销售额提成发工资。于是程军和吴相兵做了球场第4洞旁边小卖店的“老板”，张连伟和刘国杰承包了另外一个，刘国杰还承包了球场的水塘养鱼。

　　由于这4个人仍然一门心思坚持练球，不能保证小卖店正常经营，事实上小卖店成了他们自己的仓库，打球的客人要买饮料时关着门，口渴难耐的客人买不到饮料就向球场管理人员投诉。

　　面对这种情况，荣老心急如焚，亲自出面和俱乐部协商，希望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张景纯从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调到球场工作后，荣老多次与张总联系，提出培养一批球员十分不易，要特别珍惜，希望球场从高尔夫球运动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妥善解决内部矛盾，安置好球员的工作。张总顶着各种压力最终妥善安排了张连伟、程军等人的工作，保证了他们的训练。但是俱乐部的内部矛盾也是实际情况，这种安排也只是一时一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真正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还必须另辟出路。

　　当时荣老跟我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真正解决运动员的生存与出路的问题，我详细地向荣老汇报了国外高尔夫球运动的发展经验特别是职业化的经验，并结合我国高尔夫球项目一开始就是按照国际惯例开展，依托社会，行政干预较少的特点，提出目前施行职业化制度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职业化，只有职业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全面了解国际高尔夫球运动的发展规律和先进经验之后，荣老最终得出结论，中国的高尔夫球运动要发展、要走出去，就必须走职业化道路，否则就没有出路，就是死路一条！

　　1991年9月16日至18日，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在天津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荣老因为另有重要活动不能参加，特别委托协会副主席陈先召集参加比赛的各代表队领队举行座谈会，重点讨论如何解决运动员生存问题，会上大家众口一词，都认为目前中国高尔夫球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根据大家普遍反映的运动员出路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按照国际标准选拔职业选手”的设想。我把座谈会的会议纪要交给荣老，荣老逐字逐句地读过后，语重心长地说：“职业化已经势在必行，不然高尔夫球就不可能发展，运动员就没办法生存。尽管这件事情推动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还会有很多的阻力和不理解，但是我看是非做不可的！”

　　高尔夫球要职业化，这在当时的国家体委可是件新鲜事儿，而且当时人们对高尔夫球存在很深的误解和偏见，很多人包括一些主管领导对此不理解，认为高尔夫球少惹是非就行了，没必要搞什么职业化，和现行的业余体制对抗。所以在刚开始提出这个设想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回应，一些同事私底下还悄悄地劝我：“荣老他们退休了，打打球锻炼锻炼身体也就是了，吵吵什么职业化啊，这种敏感项目搞这种敏感题目肯定做不成。你一个借调工作的也跟着瞎起什么哄啊，千万别给自己惹麻烦！”

　　但是荣老还是下定决心不肯放弃，四处积极游说，并且亲自找到体委的主要领导做说明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荣老的多方斡旋和积极推动下，终于有了一些松动，当时我的直接领导——国家体委训练竞赛二司综合处处长唐凤翔对这件事情也非常支持，给我很多鼓励和帮助，1993年初职业化开始启动。我先起草了一个初步方案，确定职业化的具体设想和实施步骤，交荣老过目，荣老对方案认真把关，逐字逐句地推敲，提出“既要符合国际惯例，又要考虑国内的具体情况，职业考试要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既要考虑适当放一些选手转职业，又要防止球员一窝蜂转成职业以后业余比赛水平下降，对于外籍和港、澳、台球员参加能否考试等拿不定主意的问题先放放，以后酌情处理等”很多具体指示。

　　1993年3月16日，我上报了《关于我国高尔夫球选手实行职业化制度的请示》，强调了我国高尔夫球选手实行职业化制度的必要性，提出按照国际惯例导入职业化机制，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冲突与矛盾，鼓励选手积极向上，形成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而且有利于发展教练队伍，培养更多人才，还可以通过举办大型国际职业赛事为协会广开财路，而且并不需要付出较大的开支，不会给国家体委和高尔夫球协会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总之，应当加快我国高尔夫球选手职业化进程，使我国的高尔夫球选手走向世界，早日跻身于国际竞争行列，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大大缩短我国与国际水平间的差距，使我国早日成为高尔夫球强国。”

　　从3月16日成文上报到7月22日批转回来，整整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整个过程可以说是费尽周折。文件报到主管司后，领导对这件事情很不理解，现在的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当时是负责编制劳资的副处长，一天上午他打电话叫我过去说明情况，领导说我们一直都在对外讲我们坚持业余体制，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独树一帜搞什么职业化？我把理由讲了半天，领导还是不接受，反而觉得我不知天高地厚，很不客气地教训了我一顿。万般无奈，我只好向荣老汇报了整个过程，后来又是荣老亲自出马说明职业化的必要性，这才过了这一关。

　　在请示得到批准后，荣老立即指示出台《中国高尔夫球运动试行职业化制度的具体方案（草案）》，1993年8月2日，国家体委批准了《关于举办第一届职业选手选拔赛的请示》， 10月12至15日，1993年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暨第一次职业高尔夫选手的资格选拔赛在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遗憾的是这次考试没有人达到及格线。

　　为了尽快产生第一批职业球员，荣老和我们一起认真研究考试方案，确定在1994年4月份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进行第二次职业资格考试，因为中山温泉球场的总长度较短，相对比较容易，而且标准杆是71杆，按照男子四轮296杆、女子三轮228杆的标准会给选手多出4杆的余量；再有就是在南方工作的选手居多，中山主场的选手多，熟悉球场，比较容易打出好成绩。最后肖成汉、谭国华、戚增发、郑洪涛、吴相兵和林燕媚通过了技术和规则考试，同年11月张连伟、程军、郑文根、黄丽霞和林少茹也被特批为职业选手。

　　就在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度过第十个生日的时候，新中国第一代职业高尔夫球选手诞生了。

　　1990年的亚运会上年轻的中国队主场作战，尽管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还是与奖牌擦身而过。1994年第12届亚运会在日本广岛举行，经国家体委批准，中国高尔夫球队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张连伟、程军、郑文根、关雪峰、黄丽霞和林少茹放弃了职业考试的机会，积极备战。赛前集训过程中，荣老就多次到北京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看望运动员，激励大家刻苦训练，出征前荣老又谆谆嘱托，希望运动员们在比赛中奋勇拼搏，发挥水平，力争打出好成绩，为国争光。在亚运会比赛期间，荣老多方打听高尔夫球队的比赛情况，但是由于信息不够通畅，加上几乎没有多少关于高尔夫球比赛的报道，荣老十分焦急，天天看报纸、看电视，但是始终没有消息。9月10日比赛结束，张连伟获得男子个人第二名，黄丽霞和林少茹以少打多战胜东道主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第三名，取得了中国高尔夫球在亚运会上奖牌突破。当天晚上我到团部给荣老打电话报喜，荣老在电话的另一端十分高兴，连声说：“好！好！祝贺你们，你们辛苦了！”第二天，荣老便让秘书给代表团发了贺电，祝贺中国高尔夫球队在亚运会上的出色表现。10月11日晚上队伍返回北京，入住国安宾馆，我向荣老报告了队伍平安返回的消息后，已经睡下的荣老又穿衣起床，赶到宾馆看望运动员，向大家表示祝贺和慰问：“十年苦心，终结硕果，你们取得的成绩是中国高尔夫球界多年努力的结果。对于整个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一银一铜并没有多大的份量，但是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则是意义非常！我代表协会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荣誉！”并且兴奋地即席作了一首打油诗：“高尔夫球小而重，随团出征赴东瀛，初出茅庐六小将，也为国家添银、铜。”

　　亚运会载誉归来，张连伟、程军、郑文根、黄丽霞和林少茹也被特别批准为职业选手，正在我们为职业球员的生存寻找更大空间的时候，在欧洲具有多年办赛经验、欧巡赛最大的赞助商VOLVO公司主动找上门来，决定1995年起和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合作举办VOLVO中国公开赛，并在前三年举办VOLVO中国巡回赛，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职业高尔夫球运动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梅尔·派亚特先生与崔志强先生（摄影：golftime·阿沛）  

　　1995年4月11日，VOLVO中国巡回赛的第一站赛事VOLVO公开赛在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结束，张连伟不负众望拿下冠军，成为在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职业高尔夫球比赛的冠军，一直在场观看比赛的荣老特别兴奋，说：“我终于看到这一天了，看来我们职业化这条路还真的走对了！”而这一天恰逢荣老83岁生日，张连伟的胜利成为送给荣老的最好的礼物。

　　1995年4月27-30日 首届VOLVO中国公开赛在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奖金总额40万美元。它是中国大陆举办的第一个以国家命名的72洞高尔夫职业锦标赛，也是中国第一个拥有高额奖金的国际职业高尔夫赛事。来自南美洲乌拉圭的选手劳尔·弗里茨终最以总成绩277 ( -11) 杆赢得首届VOLVO中国公开赛冠军。图为荣老（右二）、梅尔·派亚特（右三）、崔志强（左三）、戴耀宗（右一）等为冠军颁奖时的合影。（富通提供）

　　在与VOLVO的合作过程中，荣老一直关注着每个环节，并多次与VOLVO盛事管理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梅尔·派亚特先生见面，实事求是地向派亚特先生介绍中国高尔夫球的现状，坦诚地告诉他我们还没有任何办大型职业比赛的经验，很多方面需要从零开始，希望派亚特先生“当好老师，教好学生”，并教育我们一定要注意虚心地学习，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要把有多年高尔夫球赛事管理经验的赞助商当作我们的老师，要诚心诚意地与赞助商成为伙伴，时时处处充分考虑到赞助商的利益。在与VOLVO的多年合作过程中，荣老与派亚特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派亚特先生对荣老十分敬重， 1997年特别对荣老主张的“以诚待人”极为赞赏，“诚”也成为派亚特先生与中国人谈话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1997年5月派亚特先生过生日，荣老特别亲笔写了一个大大的“诚”字作为生日礼物，派亚特先生非常兴奋，说这幅字是他一生中收到的最重要的礼物，一定要好好珍藏，直到现在，这幅字仍然挂在派亚特先生办公室的最醒目的位置。在十几年的合作过程中，派亚特先生不仅仅是赞助商、合作伙伴，还是坦诚相待、荣辱与共的知心朋友。

　　2006年11月20日，派亚特先生从比利时打来电话，对荣老的去世表示诚挚的哀悼，他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和导师，但是荣先生教给我的“诚”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莎士比亚说过：“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对于中国高尔夫球运动来说，荣老是一个象征，是一面旗帜。在中国高尔夫运动开展的初期，他努力为这项运动争取生存空间，积极争取说话的权利，并注重听取意见、借鉴经验。他常说，所有关心中国高尔夫球运动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有些误解和偏见也要理解，要给别人时间，也要给人家说话的权利。对于高尔夫球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占用耕地和良田建设球场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说这样做是“砸子孙饭碗”，会“背一世骂名”。积极支持利用荒山荒地建设球场，变废为宝，造福子孙，造福社会。荣老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到处宣传高尔夫球的好处，给一些地方的领导讲，你不打球没有关系，但是不能不了解这项运动，要理解高尔夫球运动对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要正确对待高尔夫球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积极向社会呼吁，利用每一个公开场合说明高尔夫是一项健康的运动，应该正确认识高尔夫球运动，正确对待高尔夫球的存在，身体力行做一个高尔夫球运动吹鼓手。

　　左图：荣老遗像前摆放着他生前曾用过的高尔夫球具。（摄影：苏珊）

　　荣老对高尔夫球的热爱有口皆碑，他积极在老同志们当中宣传高尔夫球对强身健体的好处，“人生七十不稀奇，八十堪称小弟弟，九十不老身心健，百岁开外好样的。”在“乐百年”高尔夫球比赛的颁奖活动中，荣老豪迈地向大家倡议，要强健身心，保重身体，不给国家添麻烦，打球打到一百岁！

　　乐观、豁达，是荣老的长寿秘诀，十多年前荣老在厦门美人山下的凯歌高尔夫球场打球时曾以诗言情：“美人山下有凯歌，挥杆散步乐如何，人生但得常潇洒，不羡神仙不羡佛。” 荣老对高尔夫球的体验更多的是恬淡和从容，是“多一杆身体健康，少一杆精神愉快”的襟怀，“风吹日晒雨淋，大自然里陶冶锻炼；挥杆散步闲谈，小天地中益寿延年。”这幅对联正是荣老对高尔夫球精神内涵的精彩诠释。

　　“九曲跌宕，百折不回，颂昭前辈，激励子孙。”这是荣老家客厅里由他亲笔书写的条幅，荣老以此自勉，也给我们留下无限的精神财富。

　　荣老走了，带着他心爱的高尔夫球杆，带着他对高尔夫球运动的无限深情和眷恋。

　　敬爱的荣老，一路走好，天堂里一定有您最喜欢的高尔夫球场……　　    （配图：golftime·阿沛）